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明确指出，面向未来，我们要聚焦重点、深耕细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沿着高质量发展方向不断前进。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要以实现高质量的国际合作为前提，而高质量的合作契约是高质量国际合作的重要抓手和保障。

　　国际契约与国内契约又有很大不同。国内契约的制度环境是本国统一的立法、司法和行政体系，这使得以本国境内的居民和组织为契约主体建立的契约关系，直接受到相同的法律制度环境约束；契约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明显小于国际契约关系；契约主体间存在文化认同。相比之下，在国际契约关系中，国际契约的法律基础、司法制度和政府体制存在国别差异，导致当事人因不属于同一国家而难以受到对方国家制度环境的约束；在契约相关信息上，因地理空间和语言文化差异等因素，其不完全性和不对称性都很高；契约主体间因民族、宗教、历史文化和语言等因素差异，缺少文化认同甚至存在观念冲突。

　　四是违约可能受到地理空间屏障保护。在国际投资合作中，在投资方远离本土的情况下，一旦投资目标国发生社会动乱、战争等重大事件或市场行情发生重大变化，投资风险会随之增大，可能导致被投资方爽约。在这种情况下，空间距离往往成为保护违约方的天然屏障，使得投资方追偿和变现投资的努力难以实现。

明确高质量国际经济合作契约的标准

　　从一般性分析看，提高契约质量主要在于减弱信息不对称程度、增强契约的完全程度和防范道德风险的约束措施。除此之外，高质量的国际经济合作契约还要尽量减少和避免因国别差异带来的一系列法律风险、政治风险和文化风险等导致的契约执行力难以保障甚至违约的状况。

　　为此，高质量的国际经济合作契约至少要达到以下标准。一是充分占有相关信息。这一标准要求不但要对契约事项所涉信息充分占有，还要对相关的法律、政治、社会、文化和舆情等环境信息有充分的了解，以减少因“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带来的误判。二是有充分的沟通磋商。这一标准要求不但直接的契约主体要就合作事项进行充分的磋商沟通，还要求对非直接契约关系主体进行广泛的了解沟通，以避免履约过程中出现难以控制的突发状况。三是对不利情况有充分的估计。这一标准要求不但要重视契约前期对可行性的研究，更要充分重视对不利情况的预判和评估，以做到有备无患。四是建立有效的契约协调和争端解决机制。这一标准要求针对契约本身存在的非完备性缺陷和未来的不确定性，切实建立在未来对契约进行调整的协商机制，以及发生争端和不测事件的解决机制，而不仅是将其作为备用附加条款。五是有必要的契约担保。这一标准要求除了缔约方外，在可能的情况下要确定要约双方都认可的第三方担保人，以减少违约的随意性。六是有利益共赢和风险共担保障。这一标准要求契约方能够成为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命运共同体，而不是“你在岸上，我在水中”的零和博弈者。

　　以高质量契约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主席提出：“让共建‘一带一路’成果更好惠及全体人民，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实实在在的贡献，同时确保商业和财政上的可持续性，做到善始善终、善作善成。”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可以提高国际经济合作契约质量为抓手，从以下几方面着力并形成合力。

　　一是进一步完善“一带一路”契约理念原则。我国倡议的“共商、共建、共享”总原则，可看作“一带一路”建设的总契约理念，它反映了契约达成共识、签约执行、分享合作成果的基本过程。在此基础上，从防范低质量契约风险的需要看，这一原则或可进一步强化风险“共担”意识。

　　二是用实际行动树立大国信誉。规则和信用是国际治理体系有效运转的基石，也是国际经贸关系发展的前提。兑现承诺是契约精神的根本体现，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兑现承诺意味着风险损失，但从长远利益看，信誉的回报会大于兑现某项契约承诺的损失，这正是经营诚信的奥秘所在，也是失信者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

　　三是积极创造条件使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更好走向多边的国际契约合作。随着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推进，多边国际经济合作日益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基础。为避免出现因契约分散化而带来的难以整体推进的问题，需要遵循多边合作的规律，建立有约束的国际协议履约执行机制。

　　四是开展“一带一路”国际经济合作征信制度建设。社会征信治理已经成为营商环境建设的重要措施。在建立“一带一路”多边国际经济合作契约的基础上，可探讨“一带一路”国际征信制度体系建设的路径，使之成为建立国际合作新秩序的重要治理手段。

　　五是分领域建立国际经济合作的信用担保制度。信用担保制度是降低违约风险的重要措施和体现契约精神的要旨所在。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可在PPP、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租赁等领域，建立相应的金融再保险和进出口信用担保制度，以化解和降低信用和交易损失。